1955年，北京，来自西藏的女活佛桑顶·多吉帕姆见到了毛泽东。谈话中，毛主席没有讲空泛的大道理，而是问她多少岁、寺院在哪里，又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不要怕民主改革，民主改革后，党和国家保证你们的生活不会低于现有的水平。” 这句话的分量，只有放回当时的西藏环境中，才能真正理解。桑顶·多吉帕姆出生于1942年，家乡在尼木县。她5岁被认定为活佛，七八岁举行坐床典礼，随后长期住在寺院里学经。年纪虽小，身份却很高；只是这种“高”，主要体现在宗教礼仪和寺院秩序之中，并不等于拥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。 她后来回忆，旧西藏的社会等级，常常从座位、垫子高度、颜色和质地上体现出来。1956年她从内地返回，前往达赖喇嘛处辞行问安时，所坐的卡垫明显高于一般贵族，却低于达赖喇嘛。这些细节看似琐碎，实际是一套严格的身份秩序。 桑顶·多吉帕姆的父亲曾在吞米桑布扎后代家中任管家，母亲是拉萨商人。她身边有经师和女佣，寺院事务则由管事、大管家等人掌握。女活佛可以在重大法事中拥有尊崇地位，但女性不能参政，这个限制并不会因为宗教身份较高而自动消失。 和平解放前后，外界流传着许多关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可怕说法。年幼的桑顶·多吉帕姆听到这些传闻，对解放军十分畏惧，甚至产生过敌意。真正改变她看法的，并不是一场训话，而是一些日常小事。 解放军来到桑顶寺附近后，没有强行索取物资，买马草、柴火和柴薪还照价付钱，有时给得比市价略高。1952年，几名工作人员到寺里拜访，向她献哈达，赠送礼物，并耐心解释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。她看到的，是具体的人和事，原先那些“吃人”“杀喇嘛”的谣言也开始站不住脚。 有意思的是，1953年，江孜分工委的罗宗英曾邀请她到浪卡子宗看电影。对一个长期被限制在寺院、从未接触电影的孩子来说，这本是新鲜事。她去了，但只看过一次，随后又被管事以清规戒律为由留在寺中背诵经文。 1955年内地参观的机会到来时，寺院管事仍然阻拦，理由是活佛不能随意出门。桑顶·多吉帕姆只好请父亲出面，请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鲁·次旺多吉协调。拉鲁要求桑顶寺按时把她送到拉萨，她才得以和父母一同出发。 北京之行使她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祖国内地。她看到城市、工厂、学校，也看到不同民族的人共同生活。毛泽东的谈话并没有否定她的宗教身份，而是针对她最担心的生活问题作出保证。对当时的她而言，这种表达比抽象口号更容易理解。 1956年回到桑顶寺后，情况却并不平静。有人说她“跟着汉人跑了”，还有人向她窗户投掷石块，甚至在饮食中放入小铁钩。面对这些威胁，她离开寺院，前往江孜工作。此时，她已被选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教委员会常委、江孜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，开始参与公共事务。 1957年，她赴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会议，再次受到毛泽东接见，并合影留念。她对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认识进一步加深，也逐渐确认，自己不必在宗教身份与参加社会工作之间作出割裂式选择。 命运的突变发生在1959年。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后，桑顶·多吉帕姆被裹挟前往印度。身在异国，她设法同中国驻印度商务办事处取得联系。中国使馆接她回国时，临时代办符浩告诉她：“你们回国是爱国行动，党和人民政府是欢迎的。” 1959年9月30日，她回到北京。当晚参加国庆宴会，再次见到毛泽东。几天后，国务院在中南海为她举行欢迎晚会，周恩来陪她观看演出，并对她说：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西藏唯一的光明前途。” 1960年春，桑顶·多吉帕姆回到拉萨，与家人团聚。她的姐姐、姐夫已经成为国家职工，提前回国的佣人等也得到相应安置。此后，她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，后来又任西藏佛教协会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。 从寺院高垫上的女活佛，到参与公共事务的西藏宗教界人士，她经历的变化并非一纸任命可以概括。1955年毛泽东那句“不要怕民主改革”，既是对一个年轻人的安慰，也是当时处理中共和西藏宗教界关系时，争取理解、减少疑虑的一种政治表达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