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5年8月28日，重庆九龙坡机场。 一架从延安飞来的军用飞机缓缓降落，舱门打开，一个穿着粗布中山装、戴着灰色帽子的中年人走下舷梯。他身材高大，面带微笑，向迎接的人群挥手致意。在场的人，有的激动，有的惊讶，有的不知所措——毛泽东真的来了。 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最吊诡的一幕：一个刚刚向全国发出三封“万急”电报、言辞恳切地邀请毛泽东来重庆“共商国是”的人，正在山的另一边，盘算着要不要把这个人扣下来、送上法庭，甚至直接杀掉。 这个人叫蒋介石。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后的日子里，他在日记里三次改变主意，像走马灯一样在“诚恳忍耐”、“拘留审判”、“授勋礼送”之间反复横跳。最终他选择了最后一个：客客气气给毛泽东授了一枚抗战胜利勋章，然后派人把毛泽东礼送回了延安。 这件事让很多人后来百思不得其解——蒋介石为什么放走了毛泽东？他自己倒是给过一个答案，口气大得吓人：“我有400万军队，我想怎样就怎样！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，照样能稳操胜券。” 这话是真是假？他哪来的底气？后来又是怎么被这句话反噬的？ 一、三封电报：一场“假戏真做”的鸿门宴 1945年8月10日，日本乞降的消息传来，举国沸腾。可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，不是庆祝胜利，是开始算账。他在内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：“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！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，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。” 话虽说得狠，可一转头，他连续给延安发了三封电报——8月14日、20日、23日，不到十天，拍了三封，措辞一封比一封急：“事关国家大计，幸勿吝驾”、“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”、“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”。 他为什么这么急？不是因为真的盼着毛泽东来谈和平，是因为他太需要“谈”这个动作本身了。抗战胜利的时候，国民党军的主力大部分还在西南、西北的大后方，华北、华中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包围之中，东北更是共产党的地盘。要调兵、要部署、要全面开打，需要时间。而一封“邀请和谈”的电报，比任何调兵令都能掩人耳目——打得一手好算盘：你毛泽东不来，我就给你扣个“拒绝和平”的帽子；你来了，我就趁你在这儿的时候往前线调兵，等你回到延安，仗已经准备好了。 《中央日报》当时定下的宣传方针，就是四个字——“假戏真做”。连国民党自己人都把这当成一场戏，可见蒋介石那套“和平诚意”到底有几分成色。 二、43天里的三次180度大转弯 毛泽东到重庆这件事本身，就让蒋介石措手不及。他原本的预判是毛泽东不敢来，没想到人家不仅敢来，还来得干脆利落。毛泽东上飞机之前留了一句话——他到重庆可能会坐班房，那就当是去读点书。他还叮嘱刘伯承、邓小平：你们在战场上打得越好，我在重庆就越安全。一个去赴鸿门宴的人，反倒比设宴的人更有底气。 毛泽东到重庆之后，国共双方开始了长达43天的谈判。这43天里，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态度，经历了三个阶段的180度大转弯。 第一阶段：诚恳忍耐 刚见面那几天，蒋介石摆出了“诚恳”的姿态。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里，有一部分他当时是接受的——比如中共表示“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”、“承认蒋委员长在全国的领导地位”。可一谈到军队，蒋介石就卡住了。中共提出要48个师的编制，他认为太多，只肯给12个，后来退了一步让到20个。双方僵持不下，蒋介石失去了耐心。 但他还是忍住了。他在日记里写：“对毛泽东应诚恳忍耐，商谈政治问题，勿与计较军队之数目。”这说明他在谈判初期确实想维持一个“和平”的假象，至少在外人看来，他是在认真谈的。
